从「人役于物」到「物役于人」：适当科技运动的思考与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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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67

 

科博文says：

10月份计画部落格推出【电子文库-SHS科学与社会专题】以来，已经和各位介绍陈政宏教授与王秀云教授两篇有关科学与技术为何与如何深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的文章，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是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陈信行教授所撰写，陈信行教授以批判的角度，讨论「科学技术为人服务」抑或「人为科学技术服务」的根本问题，反省了「绿色革命」、核电厂、水坝等各种「现代化」的高科技计划，为我们建立了一种「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视野，不过本文篇幅较长，将分成上下两篇刊出。

作者:陈信行／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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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是从196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一个科技改革运动，至今这个运动的一部份主张已成为联合国开发总署（UNDP）等官方机构与如乐施会（ Oxfam）等各大国际援助非政府组织（NGO）的官方政策，它的口号与风格也常常出现在各种对当代科技社会不满的论述与实践中。虽然我们还很难说适当科技运动带来了什么划时代的大变革，可是，每当科技灾难出现时，这个运动的主张就会成为人们构思另类出路时，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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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科技」的核心主张很简单：人们所拥有、所使用的「东西」要为人的需要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人为「东西」的需要服务。这句话听起来毫不出奇，似乎很理所当然。可是，想想看，在各式各样的场合中，教师、政治人物、商场大亨、一直到普通百姓，几乎都会说：台湾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改变、台湾人必须学习这种或那种技能或知识，不然就会「赶不上科技创新的浪潮」会「被时代淘汰」。这样的主张，不恰恰好是认为：不断推陈出新的「东西」是主人，而不管是个人、企业、政府、或国家、甚至全人类，只能被动地在后面苦苦追赶，唯恐被这个「主人」抛弃，而不是拿这些「东西」来达成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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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反思现代科技的哲学论述与文艺创作就不断出现，但是，将这些反思的思潮汇聚成具体的可操作、可讨论的实践的，是1960年代开始的一场历久弥新的运动，这场运动最重要的早期提倡者，是一位经济学家──EF 舒马赫（Schumacher, 1973/2000）。而他最关注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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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科技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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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二、三十年大概是人类历史中，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最严重的时代。工、农业先进国家的生产者不断笼罩在因生产过剩而产生的萧条乌云中，但是每日在第三世界的街头与农村饿死的人口，却有增无减。为什么会这样？从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平衡的一个重大的根源，来自于一种普遍却错误的科技与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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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当现今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上取得独立之后，「发展」成为新独立国家一致的口号。如果殖民地经济的标志是出口廉价农矿产品、交换殖民母国的工业产品，独立国家理应追求摆脱这种分工，要追求本地的工业化。然而，要怎么工业化呢？欧美日先进国家提供了鲜明的指标，「超英赶美」成了建设国家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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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政策路线中，科技转移、进口科技知识与机器，成为最快速达到工业化的捷径。于是，从印度到伊拉克、从巴西到墨西哥，一个又一个整厂进口的工业设施──炼钢厂、炼油厂、化工厂、汽车厂等等──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为了让这些设备运转，必须送留学生到欧美学技术。为了给这些工厂提供适当的劳动力，必需广开职业学校。为了训练职业学校的教师，又必须办起师范院校。工厂的进口不只是一堆机器，更是对社会翻天覆地的改造。而为了偿付这些投资所需要的外汇，发展中国家往往要求原来出口部门的产业──农、林、渔、矿──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密集与专业化耕作与开采，来产生更多的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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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两极分化愈来愈加剧：本地工人与留学过的技术菁英、小农与大农场主与经销商、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与靠着出口经济作物发财的地主。这些社会矛盾或许累积到一定的地步会爆发为公开的冲突。或许，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国家一样，国内冲突尚在蓄积，该国赖以出口换汇的商品市场就崩溃了。咖啡、可可、花生、棉花、大豆、油棕……，几乎所有的热带商品农作物在二次战后都纷纷投入世界市场，带着让种植它的国家工业化的希望，却纷纷在1960年代中期之后，因买方市场被垄断、各国卖方又不断增产，而导致崩盘。经济崩溃、加上严重的两极分化，往往就此让一个又一个国家陷入债务与内战的深渊。而这整个发展，原意是为了促进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的独立自主，结果却是更深重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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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的失败案例是农业上的「绿色革命」，即以实验室研发的高单位产量品种来促进粮食产量的计画。 1940年代开始，美国福特基金会与洛克斐勒基金会为了缓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社会矛盾，开始资助一连串的农业改进计画。这些计画假设社会矛盾可以由丰裕的物质生活来解决，并在此前提下试图以技术手段提升农业产量。 「绿色革命」开始于墨西哥，随着二次大战后美国影响力的扩展，也推行到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乃至非洲许多新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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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之后，许多研究者批评「绿色革命」非但没有达到原先预想的社会目标，反而更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大量小农破产，并逼使他们流离到大都市（如Lappe & Collins, 1987） 。问题的关键是出在「绿色革命」的技术本身。 「高产量」的稻米、玉米等品种，如研究者 Lappe & Collins 指出，其实是「高反应」品种，对农药、化肥、灌溉等投入的反应良好。要发挥这些品种的潜力，农民必须投资大量金钱购买（往往是国外进口或少数公司垄断的）农药与化肥，并维持稳定的灌溉水源。而在没有经历过农地改革的农村，往往只有地主、富农负担得起这种耕作方式。其他农民要不是只能守着原来产量低的品种与耕作方式，就是硬着头皮借贷改种新品种，而背负了大量债务。而一旦富农、地主土地上的产量增加，整体农产价格下跌，小农的收入就节节减少，债务还不起，只有破产一途。小农的破产，更进一步造成了地主、富农阶层的土地扩张，使得农村不平等益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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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每个推行「绿色革命」的地方都会造成这种悲剧性的后果。台湾就是1970年代对「绿色革命」的批评者认为非常重要的反例。同样使用高反应品种，台湾的农民在农地改革、水利会的灌溉建设与农会的信贷支持之下，事实上的确在很长的时期中避免了两极分化的厄运。然而，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的耕作模式，却也造成了台湾农地难以挽回的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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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只是立意良善却造成严重后果的大型科技计画的例子之一。核电厂、大水坝等各种过去半世纪风行的「现代化」高科技计画，往往都带来原设计者意想不到的负面社会效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类似的状况。 921震灾之后，成千上万的灾民无力重建家园的状况才让我们警觉到，现代台湾家庭平常必须花费多少金钱与精力购买维持一个昂贵的住宅，而一旦遭逢变故，住宅的债务往往就成为威胁家庭生计的沉重负担。台湾一般常见的钢筋、钢骨水泥住宅建筑本身，不也是一个被高度标准化、

商品化的科技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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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导致负面社会后果的这些历史教训，使得1960、70年代一些批判思潮纷纷呼吁，为了使科技服务于人类的需求，而非人类盲从于既成的科技的逻辑，我们必须摆脱永远追求大、新、尖端科技的惯性，思索另一些看待科技的观点、另一些使用科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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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舒马赫是德国出身、在英国受教育的经济学家，二次大战之后任职于联合国，长期担任印度等新当时独立国家的经济顾问。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主要对话对象是当代盛行的把「经济成长率」视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的目光狭隘的主流经济学。他引入一些浅显易懂却总是被忽略的价值──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人类对于有意义的工作的迫切需求、经济生活的民主与平等等等──来重新评估当代科技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并指出这些体系的高度浪费与无效率。巨型的工业科技体系耗费大量不可弥补的珍贵自然资源；「节省劳力」的科技改进造成大量失业；除了业主的利润之外一无所顾的私有企业制度造成经济生活的「原始化」；而大型科技体系的发展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技术手段愈来愈远离一般人的掌握，而垄断在少数专家与企业手中。修马克呼吁人们开敞心胸思索另类的经济学的可能性，例如：根植于佛教俭朴、非暴力、「中道」、「正业」等价值观的经济学。在科技问题上，修马克主张发展「中级科技」(intermediary technology)以作为当代的「粗鲁科学与暴力技术」的必要修正。这些科技必须：

                                       

──够便宜，让每人都能确实掌握；

──适合小规模的运用；

──能够与人类对创意的需求相吻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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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规模」的需求，是由于修马克相信，大型机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化与民主讨论的困难。然而，修马克并非一概反对新科技与大型机构，也不认为「中级科技」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相反地，正是由于人类的需求与生存环境是如此多元复杂，没有任何一个科技或准则能够四处通用。重点在于发展出真正适合各个具体状况的知识、工具与手段。例如，在高度失业的社会中，发展资本密集（因而相对的提供较少工作机会）的技术是无意义的，劳力密集的技术才是真正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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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马克及同代的技术社会批评者的影响之下，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机构采纳「适当的科技」（即修马克的「中级科技」）作为工作方针。在卡特政府时代，美国政府设立了「国家适当科技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联合国发展总署、世界银行等机构也纷纷成立相关的计画与组织。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学术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如修马克影响下的英国「中级技术发展组织」（Intermedia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roup）从1970年代起不断地在第三世界与先进国家推动各式各样的「适当科技」计画。联合国发展总署(UNDP)特地成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计画」（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来促进这些适当科技经验的全球交流，这个组织现在称为「南─南合作特别单位」 （Special Unit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特别强调不盲目追赶工业先进国家（所谓「北方」）的科技时尚，而是实事求是地发展适合发展中国家（所谓「南方」）社会的需要。

从修马克至今，各种「适当科技」计画追求的大致是以下这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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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规模； 省能源； 环保； 劳力密集； 由在地社区控制； 简单到能够由使用者自行维护。 (Hazeltine & Bull, 3)

 

这些准则是来自于对上述的资本密集、高度依赖专家与先进技术的发展路线的批判，强调依赖在地资源、人力与知识，摆脱经济依赖的弊病，并尊重在地生态与社会环境。而使用「适当科技」概念的发展计画包罗万象，从能源科技、农业生产、医疗保健、到工具的设计与制作。在「中级科技」的概念影响之下，这些计画在作法上都希望能够结合掌握科学知识的专业者与实际使用者的在地知识，打造出能够落地生根、自主发展的技术。

 

「适当科技」运动对于缺乏工业基础、高度依赖外来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借着摆脱高科技崇拜、理性检视本地人民的需求及足以满足这些需求的在地资源、劳动力、技术与文化传统，「适当科技」道路可能可以让发展中国家脱离愈来愈深重的经济、政治、文化依赖及债务危机的循环。因此，这个运动获得最多实践机会的也是在发展中国家。然而，修马克所指出的当代经济的问题──生态破坏、失业、社会两极分化、等等──绝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尤其在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后出现的所谓「全球化」现象之中，这些问题在已发展国家的恶化愈来愈醒目。因而，包括美国与西欧在内的发达工业社会也纷纷兴起各式各样的「适当科技」实践，希望藉由技术的改革挑战社会与生态危机。